人生的盼头，怎么只剩上岸和退休？

《 超脱 》

在经济下行周期，人生付出与回报的头只退休失衡感日益加剧。即便是剩上曾经以“松弛感”（chill）自居的中产阶级，如今也如履薄冰。岸和

这群拥有本科及以上高学历的人生人群，在大城市赚取的头只退休收入远超最低工资标准，却仍被各种结构性因素裹挟，剩上陷入日复一日的岸和疲于奔命。

“读书改变命运”的人生信仰正在瓦解。高校青年教师为应对“非升即走”的头只退休压力而焦头烂额，“双一流”本硕文凭似乎仅能换取一份勉强糊口的剩上工作；在校生面临无薪甚至倒贴实习费的困境，“本升专”、岸和“水硕”等话题在网络热议……学历贬值浪潮下，人生求职者们在就业市场中拔剑四顾，头只退休满心茫然。剩上

事业刚见起色，身体却频频报警：腰肌劳损、腱鞘炎、失眠、三高，以及最令职场人恐惧的——生育。短短几个月的产假，足以将一个人推向职场边缘。即便有父母协助带娃，新手父母仍夹在工作与育儿之间，身心俱疲。

与此同时，AI与自动化的浪潮已迫在眉睫。打工人在战战兢兢中倒数着被算法取代的日子，高校纷纷在专业名前冠以“人工智能”以挽救生源。唯一难以被AI替代的，或许仅剩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联结。然而，情绪劳动被视为理所当然，系统却只惩罚那些未能获得“五星好评”的服务从业者。

这一切，正在逐渐消磨人们对未来的期待。

为何寒窗苦读挤进大厂，生活依然焦虑狼狈？为何人生的盼头只剩下“上岸”与“退休”？

下文，让我们跟随自由作家阿莉莎·夸特的视角，审视这些“中产阶级”如何在夹缝中求生。

本文摘自《夹缝生存：不堪重负的中产家庭》 阿莉莎·夸特 著

01 收入尚可，却仅能维持生存

夹缝生存的压力，源于财务状况、社会地位与自我认知的多重错位。书中定义的中产阶级，不仅关乎金钱，更与专业技能、教育背景、愿景、资产及家庭收入紧密相连。

中产家庭拼命奔跑，气喘吁吁，却发现原地踏步。据《华盛顿邮报》与米勒中心的联合民调，65%的美国人正为账单发愁。焦虑的根源之一，是中产阶级生活成本较20年前上涨了30%。

作者将这类收入仅够维持生计的人群称为“中等危险阶级”。这比经济学家盖伊·斯坦丁提出的“危险阶级”稍好——后者指依靠低薪和临时兼职维持生活的工人阶级群体。而“中等危险阶级”仅在收入上略高于前者。

他们深信，出身与教育足以保障舒适的中产生活，但今非昔比，工作变得不稳定且充满变数。

《美国丽人》

与典型的危险阶级一样，中等危险阶级已丧失了对生活和未来的想象力。他们是谁？未来何在？收入停滞，债务缠身，却仍在维持资产阶级的体面。

造成这一困境的关键原因之一是收入不平等的加剧。

美国既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，也是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。2015年《全球财富报告》显示，在涉及的200个国家中，美国贫富差距居首。当最富有的1%人群掌握的财富超过其余前5%或前10%时，中产阶级在经济与精神上正一步步滑向阶层跌落的深渊。

阶级衰退也导致了自我认知的降级。2008年经济危机前，仅四分之一美国人自认处于底层或中下层；即便生活艰难，人们仍倾向于认为困境是暂时的。

好景不再。危机后，高达40%的美国人自认处于社会金字塔底层。皮尤研究中心调查显示，自认属于中产阶级的人数比例降至44%，为该项调查启动以来首次跌破半数。

02 高学历，却难觅良职

尽管政治话语强调高等教育的重要性，且证据表明学历能改善财务前景，但在当下，良好的教育已无法确保你脱离贫困线。

“高学历穷人”在国家层面是隐形的。“住在拖车场，没人知道我拥有博士学位。”前语言学兼职教师彼得拉说道。她居住在俄勒冈州尤金市，育有一子，依靠福利和食品券度日。

明尼苏达州图书馆员兼网站开发工程师米歇尔·贝尔蒙特坦言，朋友们几乎不知她生活拮据。“所有美国人都以为自己是暂时陷入困境的百万富翁，我也不例外。”

从这些教授及其他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者身上，可见中等危险阶级的典型困境：债务、过劳、孤立，以及贫穷带来的自卑。

许多人表示，尽管父母受教育程度远低于自己，经济状况却更宽裕。与这些父母交谈时，他们对此感到荒谬且自责。

难道追求高尚职业、渴望美好生活也是一种罪过？现实让他们觉得似乎是的。

加剧这种压榨的，是一句常被提及的口号——“做你热爱的事情”。

《穿普拉达的女王》

这句口号鼓动中产阶级以梦想为生。善意的导师与公司反复吟诵此格言，作者本人也屡见不鲜。劝诫者既显得酷劲十足，又能从员工身上榨取更多劳动力。

如学者劳伦·伯兰特在《残忍的乐观主义》中所写：“做你热爱的事情”背后，是对美好生活的幻想，却忽略了个人保障与前景——包括向上流动、工作保障、政治社会平等及幸福的亲密关系。当美国社会已不再助力实现事业与生活“双丰收”时，我们仍迷信可以“什么都要”。

那些在“热爱”蛊惑下坚持的兼职教授、中小学教师和新闻工作者对此心知肚明。他们可能在某一天发现，自己因职业要求辛勤劳作却所得寥寥，而这一切都打着追寻爱好的旗号。

坚持“热爱”背后，潜藏着令人不适的阶级偏见。如果坚持热爱基于某种特权，那么拥有特权者风险更小，失败后可从头再来；而没有特权者又将如何？

这些岌岌可危的工作者接受多年教育，旨在成为高雅的知识分子。若脱离专业，他们不得不面对存在主义危机：“我是谁？”

《超脱》

学术市场上弥漫着自责的情绪。背负学贷的人痛骂自己：为何读书？为何拿学位？为何无法将文凭转化为高薪？

理想情况下，他们不应埋怨自己（或更糟糕地，埋怨受压迫的少数群体），而应建立对造成现状的经济与社会力量的全面认知。换言之，要明白困境并非个人失败，而是体制的失败。

脑力劳动者还受到另一趋势的影响：随着重心向技术教育转移，人文学科日益衰落。工业与商业急需技术人才，如谷歌等公司要求许多新员工拥有工科背景。政治上，各国亦依赖技术实力支撑国际竞争力。这一社会影响是残酷的。

就业岗位逐渐减少，许多缺乏相应训练、无法适应新经济形势的人陷入困境：他们不仅要竭力保住社会地位，还在个人、社会与政治层面与被其酸溜溜称为“精英”的人群产生分歧。

过去，人文学位带来声望与尊重；如今，这种尊重基本消失，学位证书被视为过时荣誉。

过去十年，教育机构积极拥抱科学。大学管理层甚至不再支持人文学科，理由包括缺乏经济资源或入学率低。大学教育态度整体向职业化靠拢。

对大多数人而言，学术成就已无法提供保障与尊重，不再是中产生活的保证。他们难以获得稳定的自我定位，而不稳定的阶级身份可能带来更大的不幸。

03 谁生小孩，谁倒霉

家庭歧视案件的增加，反映了需要照顾孩子的雇员数量上升，涵盖男女两性。需要“兼职”照顾孩子的父母雇员增多，部分原因是女性劳动力规模扩大，而工作环境未能做出足够调整。

在这个国家，怀孕与父母身份均会引发职业危机。

亲历怀孕歧视的律师讷讷乌回忆，她代理的女性雇员即使怀孕，在收银台后工作也无椅可坐。白领雇员受到的威胁则更为隐晦：分配过量工作致其不堪重负；同事“友善”提醒平衡工作与生活；或对其挑剔，从衣着紧身到情绪不佳——声音大一点、脸红一点，便被怀疑患有产后抑郁症。

细想之下，社会对怀孕与儿童的态度古怪而荒诞，近乎漠视人的自然本性。

这些负面刻板印象是“育儿惩罚”的一部分。育儿惩罚指从事儿童养育者所遭受的社会惩罚。这种态度源于对人类软弱的难以容忍，因而对响应人性需求者也毫不宽容。

父母面临特定类型的育儿惩罚——“家长惩罚”，即父母因照顾孩子在工作中受罚。这并非只针对母亲，父亲亦难逃其害。任何提出休育儿假的父亲，都可能被雇主断然拒绝。

《一一》

与女性不同，职场男性通常在有了孩子后迎来工资大幅上涨，但若休陪产假，往往需付出职业代价。三分之一男性受访者表示不休陪产假，因担心危及职场地位。多伦多大学副教授珍妮弗·伯达尔发现，承担更多育儿责任的男性更易在工作中遭受不公。

家长惩罚还体现在儿童保育服务的稀缺与高昂费用上。对努力维持或追求中产生活的人们而言，这是最大障碍之一。家长惩罚渗透生活方方面面，令生活更艰难、成本更高、日程更混乱。

作为家长，女性受罚更多。斯坦福大学谢莉·科雷尔指出，雇主不愿雇用母亲，在升职加薪及管理委任时也较少考虑她们。另一项研究发现，相比资质相同且无子女的同事，职场妈妈年薪平均低1.1万美元。

母职惩罚还体现在心态影响上。职场妈妈在遭受劳动力市场拒绝的羞辱后，会将社会对育儿的鄙视内化，认为照顾孩子不值一提，甚至算不上真正劳动。

《82年出生的金智英》

女性在怀孕时可能受威胁，或产后被迫离职。当父母一方需辞职带娃时，往往是母亲，否则她会被视为手忙脚乱、表现欠佳、“失败的员工”。许多老板认为员工子女影响公司生产力，将生育员工视为“行走的负担”。

社会对育儿假毫不留情，对新手妈妈打击尤甚。重返职场的压力对其身心造成严重负面影响。生孩子堪称“职场毒药”，被视为未将十二分精力投入工作的明证。

当中产阶级女性因早育受罚，母亲身份的污名化便暴露无遗。推迟、计划、等待是中产专业人士的常用词。但若连生育计划都由雇主决定，这世界可谓是非颠倒。

04 AI时代

2016年世界经济论坛预计，至2020年，消失的工作岗位将达710万，其中三分之二出现在医疗、广告、公关、广播电视、法律及金融服务业的办公与行政岗位。

机器人正威胁高端工作，包括那些通常由人工处理信息的工作。法律诉讼常涉及成千上万文件，律师及助理按小时收费审查。文件审查一直是法律案件中最枯燥的基础工作，法律工蚁需仔细审查每一份证据。

尽管工作繁琐，但这可能是法学院毕业生唯一的选择。

即便找到此类工作，法律科技的飞速发展也在挤压法律工作者的生存空间，压低薪酬。

一家文件审查工厂的前律师职员愤愤地将雇员称为“文件猿”，认为“机器人”软件导致文件审查工资下降，而剩余工作皆位于不稳定且低薪领域。

《何者》

“文件猿”时薪通常仅17至20美元，却背负最高20万美元的学生债务，且多拥有法律学位。

以招聘广告为例，商业智能协会向近期法学院毕业生及持证律师开出20美元时薪。这份临时工作包括文件审查、诉讼准备及援助类工作。广告声称其额外好处是保持“工作与生活间的良好平衡”。

一旦电子化搜寻系统更精细，此类工作也将消失，仅剩几年苟延残喘时间，而律师收入将持续走低。

护士的生存空间亦受机器人挤压。护士工会认为使用算法不明智：为何在与患者及人事相关的决策上放弃人类判断？毕竟这些决策影响家庭与个人心理，这是机器人无法处理的。

护士卡斯蒂略发现，有些涉及患者的细节是机器人无法觉察的。用她的话说，因为患者需要人类接触。

这是字面意义上的接触。“护理人员与患者之间的关系对护理工作至关重要。”这种关系需在几分钟内建立，以便患者获得所需帮助。“人们将生命交给我们照顾，机器人有同理心吗？”

正如卡斯蒂略所言，护士“是一家之主，且常需撑起整个大家庭”。护理机器人同样威胁着一个鼓励流动性且正在发展的行业。美国劳工统计局预测，随着老年人口比例增长，2014至2024年间护士需求将增长16%。这是许多人跨入资产阶级的典型路径，尤其对女性及移民而言。

美国似乎对关怀工作毫不在意，剥夺了关怀工作者应得的金钱与尊重。这解释了为何中产父母无法负担美国生活，也为机器人不受限制地崛起奠定了基础。

《人生切割术》

任何忽视关怀工作的人，都无法认识其内在价值，如术后患者与医护人员的互动，哪怕医护人员只是来取换洗衣物或收走草莓果冻的杯子。

几乎无患者反对快速准确的服务，但作为女儿与母亲，想到医院机器人时我深感厌恶。母亲年迈时做过几次大手术——包括置换两个膝关节——当我问她对此看法时，她说，想到是机器人在“自己最脆弱的时候”照顾自己，感觉非常不妥。

“你需要感到身边真的有人在。”母亲说道。

我们当然应在自动化讨论中重新认识关怀工作，将其视为不应由机器人染指的最重要工作，因为处于最脆弱时期的人类需要与其他人类互动。我们可以更直接地支持人性价值，至少追问：为何那些让数百万人失业的事情，仍被视为“进步”？

封面源于电影《超脱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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