罕见! 16位诺贝尔奖得主联名警告：AI失业海啸正在逼近，而我们还在雾里开车

出品 | 网易智能
作者 | 辰辰
编辑 | 王凤枝

2024年7月13日，罕见还雾斯坦福大学数字经济实验室发布了一份名为《我们必须现在行动》（We Must Act Now）的位诺公开声明。这份声明由超过200位顶尖经济学家和AI研究者联名签署，贝尔逼近其中包括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达龙·阿西莫格鲁（Daron Acemoglu）和西蒙·约翰逊（Simon Johnson）、主联前谷歌CEO埃里克·施密特（Eric Schmidt）、业海Anthropic联合创始人杰克·克拉克（Jack Clark），啸正以及OpenAI和Anthropic的而们首席经济学家。

这封公开信没有预测具体的罕见还雾失业人数，没有列出详尽的位诺政策方案，也没有呼吁禁止任何技术。贝尔逼近

它首先承认了一个令人不安的主联事实：我们看不清。

观点迥异者，业海签署同一份声明

这封信最引人注目的啸正并非其内容，而是而们其签名名单。

一位法国企业家在X平台转载时感叹道：“我从未见过如此多的罕见还雾大牌人物，而且通常是观点对立的人，能在同一件事上达成一致。”

他指的正是阿西莫格鲁与埃里克·布莱恩约弗森（Erik Brynjolfsson）。

• 阿西莫格鲁：麻省理工学院教授，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，经济学界对AI持最坚定怀疑态度的人物。他不相信AI能如硅谷所预测那般迅速引发革命，曾公开批评许多关于AI提升生产率的讨论是“缺乏常识的”。
• 布莱恩约弗森：斯坦福大学教授，AI乐观派的旗帜性人物。他长期与阿西莫格鲁就AI对生产率的影响进行公开辩论，《大西洋月刊》曾专门撰文描述他“拥有让意见相左者共同工作的天赋”。

两人在AI对生产率的影响及变革速度上长期持有不同见解：一方认为硅谷高估了速度，另一方则更强调AI的生产率潜力。

然而这一次，他们站在了同一页上。

签名名单汇聚了来自不同经济学派、技术阵营和产业背景的大佬：约瑟夫·斯蒂格利茨（Joseph Stiglitz）、保罗·克鲁格曼（Paul Krugman）、本·伯南克（Ben Bernanke）、杨立昆（Yann LeCun）、约书亚·本吉奥（Yoshua Bengio）、杰夫·迪恩（Jeff Dean）和里德·霍夫曼（Reid Hoffman）。

牛津大学哲学家、签名者安德斯·桑德伯格（Anders Sandberg）在X上澄清：“这远没有听起来那么可怕。核心意思是，‘这是一件大事，我们需要比现在投入多得多的研究。’”

这不是一封宣称“AI将毁灭人类”的信，而是一封“经济学家承认现有工具箱已不足以应对当前挑战”的信。

三段核心信息：速度太快

声明篇幅简短，其核心逻辑可概括为三点：

1. AI可能在十年内变得极其强大。
2. 这可能引发一场比工业革命更剧烈、但周期更短的经济变革。结果可能是大规模失业，也可能是生活水平的显著提升。
3. 经济学家、政策制定者和技术领袖必须立即行动：既要深入理解AI的经济影响，也要构建相应的激励机制、护栏和制度，确保AI更多地作为人类的补充而非替代，从而造福社会。

声明原文第二段中的一句话，成为了后续所有争论的焦点，也是迈克菲（Andrew McAfee）在改写时重点处理的句子：

“它可能带来风险，包括大规模的工作岗位替代，也可能带来机遇，比如生活水平的重大提升。”

注意这个顺序：“风险”在前，“机遇”在后；“大规模失业”在前，“生活水平提升”在后。迈克菲后来称之为“先说坏消息，再说好消息”。

同样值得玩味的是句中并置的两个“可能”。同一段落同时呈现了最好的可能和最坏的可能，用两个“可能”并置。这并非模棱两可，而是诚实。它没有断言“AI会消灭工作”，也没有断言“AI会让所有人变富”，而是指出两者皆有可能，最终方向取决于人类的选择。

在公共声明中，这种句式极为罕见。大多数公开信倾向于使用“AI会……”的确定性句式，要么渲染灾难，要么描绘乌托邦。而这封信使用的是“AI可能……也可能……”的开放性句式。它既是一份警告，也是对不确定性的诚实承认：最好的结果和最坏的结果，尚未被决定。

组织者之一、弗吉尼亚大学经济学教授安东·科里内克（Anton Korinek）在官方新闻稿中指出了问题的紧迫性：

“蒸汽、电力和计算机给了社会几十年的时间去适应；AI可能只给我们几年。我们不能在变革中途临时拼凑制度。等到确定时，就太晚了。”

阿西莫格鲁虽然仍对硅谷关于AI速度和彻底性的激进预测持怀疑态度，但他重申：“如果机器人对制造业做过的事，AI在更短的时间内对白领工作再来一遍，那将是真正的破坏，对人们的生计代价巨大。”

一位长期质疑硅谷夸大AI速度的人，也开始认为：即便最激进的预测未必成真，短期的就业冲击仍值得提前准备。

布莱恩约弗森的说法更为直接：“我看到一个巨大的错配。我有点担心我们对即将到来的海啸没有准备好。”

连尺子都还没造出来

布莱恩约弗森的担忧，部分源于他手中的数据。

他在斯坦福大学与ADP研究所合作，建立了一个名为“金丝雀仪表盘”的系统，追踪460万工人、730多种职业的就业变化。“金丝雀”之名寓意深远：煤矿工人曾携带金丝雀下井，鸟儿死亡意味着瓦斯浓度达到危险线。该仪表盘旨在寻找劳动力市场的“金丝雀”。

数据显示，在AI暴露度高的职业中，22至25岁的年轻工人就业每年缩水超过4%。然而，整体劳动力市场数据并未显示出任何异常。

换言之，整体水温看似正常，但最靠近AI的那群人已经感受到了烫手。

问题是：什么叫“AI暴露度高”？

阿波罗全球管理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托尔斯滕·斯洛克（Torsten Slok）在公开信发布前一周指出，“AI暴露度”这一劳动力市场研究的核心概念，至少存在五种测量框架：

1. 真实聊天记录分析：观察人们在使用Claude等工具时实际在做什么。
2. 企业使用数据：基于微软Copilot等工具的使用数据。
3. 专家理论判断：由人类专家判断哪些工作AI“理论上”能替代，无论是否有人实际使用。
4. 自我评估：让ChatGPT等模型对自己的能力进行打分。
5. 招聘广告扫描：分析雇主招聘广告中是否提及AI技能。

理论框架往往系统性高估暴露度，因为它忽略了企业是否真正在使用或认为值得投入成本；而实际使用数据则显示数值低得多。

这五套框架至今未形成统一口径，它们衡量的是不同的维度，得出的结论自然大相径庭。

更致命的是：在关键岗位上，这五种框架的分歧最大。电话推销员、税务师、作家等备受关注的职业，五套框架的判断南辕北辙。理论框架认为这些工作高度暴露，而使用数据则认为情况没那么严重。

斯洛克给出了一个“底线”判断：“当有人说一份工作是‘高度暴露于AI’时，第一个诚实的问题是：用哪个标准量的？量的到底是什么？这个标签的意义，远小于它看起来的样子。”

将两件事结合起来看：布莱恩约弗森正在构建第一个预警系统，而斯洛克指出所有预警系统底层的基本定义都不统一。

这并非否定布莱恩约弗森数据的意义，而是说明那4%的降幅目前更接近一个“值得紧盯的方向”，而非“已确认的事实”。信号是真实的，但信号的含义——它衡量的是什么、代表多大的范围、预示多深的影响——尚无定论。

我们在雾里开车，而且连仪表盘上的刻度都没对齐。

有人没签

安德鲁·迈克菲（Andrew McAfee）是布莱恩约弗森的长期合作者、合著者和挚友，但他没有签署这封信。

他专门撰文解释原因，标题为《为什么我没签那封AI公开信，我编辑了它》。

他的反对主要集中在三点：

1. 叙事顺序的偏见：“先说坏消息再说好消息。”迈克菲指出，经济学家群体坚定相信技术进步是好事，但我们已经输掉了关于自由贸易好处的公共辩论。“现在还想输掉关于技术进步的辩论吗？”先提失业风险再提生活水平提升，读者记住的往往是前者。顺序本身就是立场。
2. 向“上游监管”提前投降：迈克菲认为，在未知AI影响程度的情况下，急着建立护栏和制度，等于默认了“一定会出大事”。“也许影响没那么大。也许现有制度已经够了。也许有些干预是坏主意。还记得2023年‘暂停巨型AI实验’的呼吁吗？两千多人签名。现在有多少人觉得当时暂停了会更好？”
3. 替代方案：他改写了一个版本，保留了三段结构，甚至未改动第一段。但他做了两处关键调整：
4. 将“可能带来风险，包括大规模失业，也可能带来机遇”的顺序完全翻转，先说生活水平提升，再说风险。
5. 将“建立激励、护栏和制度来引导AI”改为“建立快速有效应对挑战的能力”。

这看似是措辞微调，实则代表了两种完全不同的世界观：前者相信制度设计可以提前框定技术走向；后者相信最好的策略是先看清路况，再决定如何前行。

迈克菲是布莱恩约弗森最亲近的智识盟友之一，两人合著过书、共同创业。布莱恩约弗森组织此信时，迈克菲阅读了草稿，动手改了一版，然后决定不签。

这不是一个站在外面指手画脚的人。他进过那间屋子，理解了声明的意图，给出了具体的替代措辞，然后选择了反对。这种分量截然不同。

牛津经济学家菲利普·特拉梅尔（Philip Trammell）也未签名。他的理由与迈克菲不同，挑战的是声明背后一个未被明说的假设：替代人类一定是坏事。

“最后那句‘引导AI去补充人类而非替代人类’，最自然的解读是，我们应该禁止那些太能替代人类的机器。这不现实，也不可取。我宁愿造出替我们把所有活都干了的机器，然后让人类拥有它们。”

社交平台的批评：碎片化的矛盾

社交平台上的批评更为碎片化，部分带有情绪，但它们指向了迈克菲未覆盖的矛盾。

经济学家诺亚·史密斯（Noah Smith）在X上问得最直接：“他们建议采取什么行动？我找不到具体内容。”

有人更为尖锐。一位X用户模仿声明写道：“AI可能是什么东西。有些人可能也许会失业。我们必须立刻行动，去理解。这是开玩笑吗？这是他们能想出的最好的东西？签了名的人应该为把自己的名字放在上面感到羞耻。”

还有一条推文指出了更微妙的矛盾：在200个签名者中，9人在Anthropic工作，6人在OpenAI工作。这封信警告AI可能导致大规模失业，而这两家公司都在大量招人。

先承认有雾

在所有批评、反讽、担忧和自我辩护的环绕之下，这封信的真正价值反而更加清晰。

迈克菲的批评有道理。“行动”一词确实暗含方向，声明的措辞顺序也确实将风险置于机遇之前。史密斯问“具体要干什么”，也问到了点子上。这封信没有给出行动方案，没有列出政策建议，没有回答任何操作层面的问题。

但即便接受所有这些批评，它的底层信息仍然成立：

200个人，包括16位诺贝尔奖得主，他们同意的不是“该怎么做”，而是“不能继续假装看得清”。

这个共识本身，哪怕没有附带任何行动方案，在一个每家公司都在公开发言中表现得胸有成竹的行业里，已经是异常诚实的了。

克里斯蒂安·卡塔利尼（Christian Catalini）也签了这封信。这位曾主导Meta数字货币项目的经济学家理由最窄，也最尖锐：

“谁拥有智能层，谁就拥有上面的一切。我们必须让它保持开放、中立和竞争。否则，我们将在下一个世纪把自己的经济租回来。”

这个角度不在声明原文里。但它是声明之所以被需要的原因：不是因为200个人知道答案，而是因为他们承认，没有一个机构、一套工具、一种框架能单独回答这个问题。

经济研究往往需要等待数据积累，再回头辨认因果链条。但这一次，经济学家担心AI不会给社会留下那么长的观察窗口。

他们主动说“这次不一样，这次太快了，我们需要新的方法来测量、来理解”，在这样一份跨越不同立场的大规模公开联署中，并不常见。

声明没有给出答案。

但200多个签名者，包括16位诺奖得主、两家顶级AI实验室的首席经济学家，同时说“我们看不清”，本身就是一条有价值的信息。

声明组织者之一、METR研究员汤姆·坎宁安（Tom Cunningham）在官方新闻稿中，说出了嵌在整封信正中间的那句话：

我们正在雾里开车，极难预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。

一辆车在雾里。仪表盘刻度没对齐。乘客在吵架。但至少，司机承认了雾的存在。

这封信做到了。